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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乐乐,不如与众乐乐

2017-01-02 俞耕耘 纸城


油画浮士德的远景(Vision of Faust),西班牙著名画家Luis Ricardo Falero绘,其最为擅长女性裸体,神话,幻想风格的画作。



来源:经济观察报·书评

作者:俞耕耘

编辑:日京川



纸城小报:

“自己享乐并使他人享乐,既不伤害自己也不伤害任何人,这就是全部的道德。”

---米歇尔·翁福雷


在《享乐主义宣言》这本书中,作者自言,享乐主义哲学倡导一种显而易见的哲学生活,立足于一种功利与实用的存在视角。从而,怎样操作,如何对待生活,才是他的核心关切。契约伦理要想发挥效用,就必须反复盘算,不断做出价值选择。翁福雷描绘了一种能够精心计算出来的“道德手帐薄”。享乐总要衡量预计的愉悦,可能的不快。在这份清单上,先要盘算享乐的成本代价,再决定是否行动。“如果此时此刻的愉悦要以以后的不悦为代价,那么就不要贪图这种愉悦,放弃它。如果当下的不悦会带来之后的愉悦,那么就应该选择它。”



尼德兰派大师耶罗尼米斯·博斯的三联画作品《人间乐园》(The Garden of Earthly Delights )(1495-1505),是他最负盛名、也是最竭尽心力的作品。左爿描绘了伊甸园,有亚当夏娃道成肉身前的基督,后方有生命之泉和一个隐藏的恶魔形象。中爿即是“人间乐园”,这件作品的主题。右爿描绘了地狱的景象。目前藏于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。


“自己享乐并使他人享乐,既不伤害自己也不伤害任何人,这就是全部的道德。”法国当代哲学家米歇尔·翁福雷在《享乐主义宣言》中重申了享乐应当遵循的伦理原则。如果单看这书名,你会觉得此书难道是“教人堕落”的“大毒草”?抑或是一本休闲娱乐指南攻略?错,它是一部地道板正的哲学书,给我们描绘了一套可操作的“行动哲学”。有人也许会鄙夷,享乐主义有什么好说的?不就是当下消费主义、物质主义甚嚣尘上的“并发症”吗?竟然还有人为它“正名”,写成“宣言”,简直不可理喻。确实,在当下“享乐主义”绝对是弥漫泛滥的社会病症。人们拒绝、厌恶这个词语:因为它是粗鄙的信仰错误。



作者米歇尔·翁福雷


然而,翁福雷并无兴趣探讨个人生活、社会风气层面上的奢靡享受。相反,他始终在追问一系列哲学问题:身体何以成为哲学关注的研究对象?艺术家应如何思考?后现代生物科技语境下,身体又担负了各种价值?所有这些都指向书写的雄心:建立起贯穿伦理学-美学-政治的哲学系统。“享乐”的内涵无疑就是联结系统各框架的核心力点。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享乐?这是翁福雷下的第一步棋:他急于要对享乐进行“分类讨论”,阐明哲学层面上享乐主义的要义。“我不得不经常面对那些将享乐主义和法西斯主义、纳粹主义、非道德主义画等号的言论……”这些“污名”看似与享乐天然联系,实则不然。作者所界定的享乐,始终是一种自我与他人伦理关系。用八个字概括:即是“互不妨害,共同享用”。


自我的享乐固然重要,但同样重要的还有他人的享乐。“如果没有这一点,就不可能谈伦理,正是他者的身份决定了伦理是什么样的伦理。”自我享乐却不与人乐,才是对享乐主义哲学抨击的大敌。这种阐释显然暗合了儒家伦理“金法则”: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,“独乐乐不如众乐乐”。换言之,享乐不能建立在他者之痛上(如萨德侯爵的虐待快感),一切假公济私,损人利己换来的“享受”(如腐败分子的吃拿卡要),也均被“享乐主义哲学”所剔除。那么,作者所宣言的“享乐”究竟为何物?在我看来,它是一种契约价值,是一段成功的、让自我获得满足感的关系。要想达到享乐,首先要懂得人类心理共通感,努力与他人的快乐(或不悦)趋同、共振。



萨德侯爵是一位法国贵族和一系列色情和哲学书籍的作者,他尤其以他所描写的色情幻想和他所导致的社会丑闻而出名,以他姓氏命名的“萨德主义”是性虐恋的另一个称呼。


在这种意义上,享乐的契约精神既是塑造自我的技术,又是教化“他者”的过程。翁福雷从人际关系、社群关系中的愉悦感来理解享乐的“发生”,显然意在强调享乐主义哲学的伦理学、社会学根基。同时,也说明它是一套彻底的实践哲学。“实践日常礼节,贯彻‘有礼貌’逻辑,懂得致谢、欢迎和给予,在微小的社群——两个人——中维持必要的愉悦,这就是在制造伦理,创造道德,演绎价值”。


作者自言,享乐主义哲学倡导一种显而易见的哲学生活,立足于一种功利与实用的存在视角。从而,怎样操作,如何对待生活,才是他的核心关切。契约伦理要想发挥效用,就必须反复盘算,不断做出价值选择。翁福雷描绘了一种能够精心计算出来的“道德手帐薄”。享乐总要衡量预计的愉悦,可能的不快。在这份清单上,先要盘算享乐的成本代价,再决定是否行动。“如果此时此刻的愉悦要以以后的不悦为代价,那么就不要贪图这种愉悦,放弃它。如果当下的不悦会带来之后的愉悦,那么就应该选择它。”



作者米歇尔·翁福雷


不难发现,作者再一次颠覆了我们对享乐主义哲学的“望文生义”。享乐并不是非理性的纵欲,相反它的背后存在着“身体的理性”,它随时警惕“瞬时纯粹的狂喜”,“无意识的享乐”对灵魂的破坏。书中,翁福雷不厌其烦地列举哲学家关注身体的诸多轶闻:奥古斯丁受到天赐恩宠,泪流成河,皈依了天主教;蒙田从马上摔落后,有了关于死亡的伊壁鸠鲁式理论;笛卡尔做了三个梦,催生了理性主义的诞生;帕斯卡尔经历的身体“激情之夜”,让他反思哲学;拉美特里在围攻弗里堡战场上昏厥过去,此后转向了身体一元论;卢梭摔落坑中,引发一阵痉挛,在抽搐中他找到了《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》的素材。


翁福雷不过想说,哲学家总能从生理反应上,找到身体所积累的理性素材。享乐主义哲学的基石就是:塑造自我,关切自身,爱恋身体。在哲学家的书信、自传和著作中,你总能发现这种身体的震颤。很显然,作者的享乐主义哲学,延续了福柯晚期生存美学、自我技术的阐述思路(他也多次提及受了福柯的“教谕”)。只不过,翁福雷对身体的关注,有着不同的旨趣。在他看来,身体是反抗的武器,享乐的载体,革命的工具。正是身体,将艺术审美、伦理价值和政治反抗联结在一起。


享乐主义哲学不满于柏拉图式的身体:因为那是一种二元分裂,对立敌视的灵肉关系。它直接形塑了一种基督教化的身体观念,肉体只有依赖于超越性的灵魂(非物质)才能救赎。任何物质性都会妨害一种永恒不朽,从而造成人们对自我的厌恶和世界的蔑视。作者的第二步棋路就是重新描绘无神论身体,“让我们认清肉体,将其体内的幻象、虚构和其他魔幻表象统统清空”,这正是一种典型的祛魅。全书的目的显而易见,它将身体重新定义为原子实体。这种唯物化身体能够回答怎样实现一种“本源化的享乐”。



《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》1754年版本的标题页,由Marc-Michel Rey于1755年在荷兰出版。


何谓本源化的享乐?它同样是一种趋利避害的盘算策略,意在“增加世界上出现幸福的机会,降低出现痛苦(疾病、折磨或残疾)的机会”。这是最大的享乐,在“保留人”的同时,“超越人”。它利用生物科技、基因转换等手段使人最大限度跳脱决定论的束缚,获得最大的自由。为此,作者重新检视了医学伦理中的焦虑:规避式的优生学并非种族主义(如净化更新人类)和消费主义(如制造流行的外貌),而是一种预防医学。人的“活”指的是人性存在(脑感知世界的能力),而不是指生命的开端。“在人性还未形成之前和人性已经消亡之后,所有的人类操作(如安乐死,选择基因、胚胎培养、避孕流产等),从本体论的角度来讲都是合理合法的。”


正是因为这种去基督教化的“生机论身体”,让我们得以切近享乐主义的哲学本质:按照自己的意愿享用身体,只选择值得过、应该过的生活,而不是能够过的生活。享乐主义从伊壁鸠鲁那里借得了一种现世欢愉,是真正现实直观的哲学。它教会了我们对待死亡的生活技艺,那就是永远不要赋予死亡以意义。我们活着,死亡还没到来;死亡降临,我们已成虚无。享乐是反对将生活的消极性提前现实化,它的精髓是不要让我们生不如死,而是要活着死去。


让-奥诺雷·弗拉戈纳尔著名的代表作《门闩》(Le Verrou),1778年。生动地描绘了男女情事,左下角的桌子上的苹果暗指“禁果”。


更重要的是,翁福雷的享乐主义在艺术领域中建立了伦理学视野。摒弃基督化信仰的肉身,转向狄俄尼索斯式的身体,本身就是对柏拉图主义的反抗,它自然会延伸到艺术领域。作者敏锐发现,当代艺术革命在本质上是理念-心智世界的决定论,让位于一种场域-社会机制的决定论。杜尚的创举就是将艺术从神学中拉拽出来(打破了美-理念-上帝的同位关系),在社会学意义上赋予艺术物质性和主体性。作者并不认为这会直接导致虚无主义,相反,它打破了一种单义性统治,使艺术潜藏了革命的抵抗力量。


虚无主义不过是当代艺术在变革中产生的“并发症”与“副作用”。它表面的粗暴颠覆不过是一种可见的疯癫,掩饰不了其空洞的贫乏和意图的分裂。在我看来,这是一种“美学的狡计”:虚无主义将病症和艺术混同起来,毫无超越升华,殊不知疯癫是创作的终结,而不是方法,更非真理。它用颠覆的“假面”重又走回柏拉图的超验老路:理念优于感知,意图先于实践,将身体贬低为大批身体代谢物、垃圾的符号。不仅主动放弃了内在性和深度性,还把空洞无物当作了商品膜拜物。




那么,作者对这种“艺术重症”,开出了怎样的药方?答案是第欧根尼的犬儒主义。在翁福雷看来,第欧根尼奠定了一种只看重现实、物质性和身体的传统,他就是虚无超验的反面。一个“享乐主义的身体”是虚无主义的解药,因为它(身体)传递观点,承载意义。生活就是身体的演出,是公开地实践哲学。享乐主义哲学重新发现了“一具活的、神奇的、伟大的、富有潜能的肉身”,它始终宣示着对实在和物质的重视,对内在和现世的渴望。我想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,这就是挖掘美学、伦理学及政治领域变革的基底力量,始终反抗着一种心理按摩术的欺瞒。



《享乐主义宣言》

(法) 米歇尔·翁弗雷/著 刘成富等 / 译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年9月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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